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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共营制,消除畜牧业农村村里人问

By admin in www.yzc363.com on 2019年10月21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明确了思路。


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探索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要求。实践中,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不断探索与创新。目前,一些地方已经涌现出不少经验和做法,值得总结和借鉴

崇州“农业共营制”的创新启示

自2008年以来,四川省崇州市围绕解决“种什么样的田”“谁来种田”和“怎样种田”的问题,积极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充分运用农村产权改革成果,探索实践以土地股份合作为核心,新型的农业科技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品牌服务、农村金融服务4大服务体系为支撑的“1+4”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了粮食规模生产,促进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开创了粮食生产和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局面。该经营体系不仅完善了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还实现了农民“离地不失地、离地不失权”。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村土地与劳动力快速流动,我国农业经营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业发展不仅要面对“谁来种田”的现实问题,更要应对“种怎样的田”和“怎样种田”的深层难题。四川崇州经过近4年的探索实践,初步形成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农户为核心主体,农业职业经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三位一体的“农业共营制”模式。这有可能是促进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重要突破口,也昭示着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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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四川省农业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农业现代化座谈会暨第九届全国农经网络大会”在崇州市召开。与会的150余名专家学者交流和总结了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新探索、新模式,对崇州实践予以充分肯定。本期《论苑》摘录部分发言内容。

崇州作为四川成都的农业大县和粮食主产区,近年来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基本上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如2012年,该市常住人口67万,其中农村劳动力36.95万人,但外出务工人员高达73.40%。由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流动,农业发展不仅要面对“谁来种田”的现实问题,更要应对“种怎样的田”和“怎样种田”的深层难题。

■本报记者 秦志伟

针对这些问题,崇州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为了维护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稳定,自2010年起,崇州开始进行新的试验。经过4年多的探索试验,崇州初步形成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农户为核心主体,农业职业经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其基本特征为:

崇州市是四川省成都市的县级市,是农业大县,也是粮食主产区,更是农村劳动力输出大县。全市常住人口67万人,其中农村人口36.95万,但外出劳动力高达73.40%。随着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农业边缘化”问题愈发严重。

第一,创新培育机制,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在现有农业经营格局下,单个农户与社会化服务主体对接成本较高,亟待培育既能代表双方利益又能协调双方行为的中介主体——农业职业经理人。崇州抓住这一关键需求,采取多种措施推动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其实践表明,农业职业经理人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田”和“科学种田”问题。与农户家庭经营相比,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的水稻种植平均每亩增产10%,约110斤以上,生产资料投入与机耕机收成本下降15%,约90元。目前,崇州已培养农业职业经理人1410人,其中有767人是通过竞争上岗的,初步建立起一支“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职业经理人队伍。

崇州市的情况更像当下中国农业的缩影。谁来种田?种什么样的田?怎样种田?如何服务?近年来,中国社会各界虽然对这些问题争论不一,但也正在积极探索各种模式,而崇州市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第二,尊重农民意愿。崇州市运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按照农户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资折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形成土地规模经营。其中,农户作为合作社社员,可直接参与理事会及监事会选举、农业生产计划安排、成本预算以及利益分配方案等决策过程,并承担生产成本出资;理事会代表全体社员公开招聘农业职业经理人,同农业职业经理人签订经营合同;农业职业经理人提出具体生产计划执行与预算方案、产量指标等,交由理事会组织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按照方案执行。合作社与职业经理人、农户之间主要实行除本分红的分配方式,即除去生产成本之后,剩余纯收入按1:2:7比例分配,其中10%作为合作社的公积金、风险金和工作经费,20%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的佣金,70%用于农户的土地入股分红,形成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到目前为止,崇州市共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361个,入社土地面积21.33万亩,入社农户9.46万户,农业组织化程度达56.48%。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介绍,经过5年多的探索,崇州市已初步形成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农户为核心主体,农业职业经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三位一体的“农业共营制”模式。“这一模式促进了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对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强化社会化服务,建立“一站式”服务超市。崇州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组建综合性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整合公益性农业服务资源和社会化农业服务资源,分片区建立农业服务超市,搭建农业技术咨询、农业劳务、全程机械化、农资配送、田间运输、粮食代烘代贮等“一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目前,崇州市已分片建立农业服务超市6个,服务面积达14.63万余亩。

多年来,我国持续实施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的农村经济体制,这对推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崇州的探索,以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推进农业的专业化经营,以农户为主体自愿自主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强化社会化服务推进农业的组织化经营,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共建、共营、共享、多赢”。

在程国强看来,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村土地与劳动力快速流动,我国农业经营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农业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第一,农业经营主体的“共建共营”。一是破解了当前土地细碎、经营分散难题,实现土地的集中连片和规模经营,有效解决“种怎样的田”问题;二是土地经营的决策权控制在农户手中,农户共同进行生产经营决策与监督执行,确保耕地不撂荒;三是吸引一批外出青壮年返乡创业,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和多样化农业生产性服务群体,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田”、“如何种田”以及科学种田的问题。

其中农地的小规模、分散化及细碎化最为引人注意。农业部数据显示,1986年农户户均经营耕地9.2亩,到2008年仅为7.4亩,2011年进一步下降到5.58亩。

第二,经营收益的“共营共享”。一是农户在扣除生产成本之后能够获得70%的剩余纯收入分红;二是农业职业经理人享有超产部分20%的佣金、规模经营的政策性奖励以及城市社保;三是土地股份合作社提取超产部分10%的公积金,享受相应的专项政策扶持,促进壮大集体经济;四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承接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外包来获得业务收入与服务规模经济。此外,广大农民能够从对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依附中解脱出来,务工劳动力由“短工”转变为“长工”,2012年和2013年全市新增外出农民工分别达到11.78%和12.98%。

不仅如此,农户兼业化、劳动力弱质化、农业副业化、生产非粮化等问题也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第三,经营目标的“共营多赢”。探索保证了各个参与主体的权益,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其中,农民走出小农经济,参与社会化分工,且仍然是农业经营决策的真正主体;合作社通过经营计划与社员监督,规避了合作风险,提高了共同经营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职业经理人通过企业家经营与规模经营,实现创业增收;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专业化与生产性服务外包,实现农业从土地规模经营转型为服务规模经营。与此同时,探索使耕地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使粮食生产能力得到加强、农民权益得到保障。

“若今后我国农业劳动力素质、农户生产能力以及农业经营规模等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底线需求,那么,与之相关的农业现代设施装备、科技应用、产品质量、务农收益、从农热情等,就有可能越来越难以为继,最终将危及国家粮食安全乃至整个农业现代化建设。”程国强说。

综合而言,崇州探索实践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目标出发,坚持和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和强化农户承包权、放开和盘活土地经营权、保障和提升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形成“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途”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具有重要的改革创新意义,对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有重要启示,值得深入研究。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一直追求“现代农业”,但问题是,如何在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推进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研究”课题组 执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程国强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罗必良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郭晓明)

对此,我国各地也在寻找和创新农业转型发展的途径和形式上进行探索,如鼓励农地经营权流转并向生产大户集中、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订单农业等。“核心在于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与组织化进程。”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罗必良教授表示。

然而,目前这些试验的路子是否可行?

在罗必良看来,面对中国农业分散化、小规模的农户经营格局,现行政策的着力点一直在于,一方面是通过农地的流转和集中,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着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是通过农业的组织化,推进农业经营的规模化,着力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

“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努力所取得的进展及其绩效都是相对有限的。”罗必良说。

但我国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性努力从未停止,有成功,也有失败与教训。罗必良认为,具有普适性、可复制性以及可持续性特征的成功范例,才可能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而崇州模式尤为引人关注”。

从“1+4”到“1+1+1”

崇州是这样走过来的:从初期鼓励生产大户农地流转,到引进农业龙头企业租赁农地进行规模经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特别是2009年鹰马龙公司租赁桤泉镇3000余亩农地出现毁约退租之后,农户不愿收回被退的承包地,转而要求当地政府承担责任。

这个事件也让崇州市当地一位官员明白一个道理:田还是应该由农民来种,而不能交由工商资本来种。自2010年起,崇州“被迫”进行了新的试验,将企业退租的3000余亩农地划为300~500亩不等的连片地块,动员和引进种田能手进行水稻生产经营,取得较好的效果。

在一开始,崇州探索出的是“1+4”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即以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为核心,以新型的农业科技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品牌服务和农村金融服务的四大服务体系为支撑的农业经营体系。

2014年4月,程国强、罗必良与四川省社科院郭晓明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在多次深入崇州调研后,将崇州市“1+4”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总结提升为“1+1+1”的“农业共营制”模式。

在其中,“农业职业经理人”是“农业共营制”开展的核心力量。在成都,职业经理人被称作“考”出来的种田人。据了解,农业职业经理人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三类,只要有志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就可报名。

“刚开始对他们进行生产经营的技术方面培训,其后还需要他们自己学习。”负责培训的崇州市农机合作社负责人罗通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而作为职业化的农业经营代理人,经理人的进入激励源于获取“企业家能力”的回报。问题是,在崇州竞聘上岗的经理人对农户的保底承诺是不低于农户自主经营的收入水平。

在罗必良看来,农业职业经理人要获得“合作剩余”,就必须实施规模经营以实现规模经济,由此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而这个合作社并不是通常所说作为独立经营主体的合作社,“是作为一种交易装置出现的”。

罗通在向记者解释合作社时也提到:“这只是一个平台,未来会像家庭农场方向发展。”

随后,农业社会化服务超市也诞生了。罗必良介绍,这个超市搭建农业技术咨询、全程机械化、农资配送、病虫防治、粮食银行等“一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所有服务项目、内容、标准、价格,均实现公开公示、明码标价,“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对耕、管、收、买等环节多样化服务需求与供给对接”。

目前,崇州市已分片建立农业服务超市10个,分别联结22个农机专业合作社或大户、16个植保专业服务组织、6个劳务合作社以及工厂化育秧中心2个、集中育秧基地10个、粮食烘储中心11个,农机化率达到70%。

“崇州试验的‘农业共营制’模式,就目前的运行效果来说应该是成功的。”罗必良说。

在程国强看来,这个模式以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推进农业的专业化经营,以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强化社会化服务推进农业的组织化经营,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建、共营、共享、多赢”。

是否值得大规模推广,还需要实践的检验。今年1月底,辽宁省朝阳市召开了全市农业经营制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推进工作会议。朝阳市农委主任周景富表示,结合本地实际,经过赴四川学习考察农业共营制和借荐全国土地流转经验,崇州市的发展经验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值得朝阳借鉴推广。

然而,再好的模式也需要不断完善。“农业职业经理人的聘期不应该局限于一年。”罗通告诉记者。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处长杨列勋看来,农业经营制度推广的外部性还须受到检验,它的研究实践不单是解决农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考虑政治的外溢性。

“农业经营制度要考虑政策的组合搭配,要考虑公共治理、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等问题,例如医疗、养老、教育、道路交通等政策的配套和保障,有了外部的支撑才能保证农业经营制度可持续发展下去。”杨列勋说。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农村司司长郭玮认为,崇州模式的宝贵之处在于,在保护农民经营权益和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在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不分离和土地不流转的情况下,同样可以实现现代农业的发展,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但事实上,推进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不在于合作社的发展数量,而是要切实鼓励农民增强合作的机制;龙头企业也不在于规模有多大,而是在于切实提高产业的竞争能力和农户带动能力。

“崇州的模式和做法还要更加强调机制的建立,包括合作社内部机制建设,即农民入股、农民决策、农民经营,把农民摆在主体地位,与合作社外部机制共同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郭玮建议。

毋庸置疑,崇州市探索“农业共营制”模式,形成“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途”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对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有着重要启示。

《中国科学报》 (2016-03-09 第8版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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